“音乐课”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追溯起来，大约与音乐的历史相伴相生。有史可考的最早的音乐学校，是西周时期的王家音乐机构。《礼记》说：“十有三年，学乐，诵诗，舞《勺》”。小孩子十三岁开始学音乐，一直学到二十岁行冠礼为止。这比我们今天幼儿园就开设音乐课要晚得多了。但当时的音乐课似乎也比现在难得多，《周礼?春官?大司乐》有“以乐德教国子”，“以乐语教国子”和“以乐舞教国子”的记载，可见那时候的音乐课不仅教唱歌跳舞，还教音乐美学理论。“国子”指的是公卿大夫的子弟，音乐课还仅仅限于贵族教育。
周朝的音乐课是怎么个上法，古书里似乎没有说明。如今一提起“音乐课”三个字，我们头脑中浮现的画面，必定是一群孩子坐在教室里，一位女老师（多半很年轻；多半还长发垂肩）在讲台上一边弹着脚踏风琴，一边带领同学们唱歌。其实，在中国，这个意义上的音乐课出现得很晚。1898年，戊戌变法中的梁启超极力主张在学堂开设音乐课程；四年后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，确定新兴学堂开设“乐歌”一科。到了1903年，在上海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，第一堂音乐课的铃声才迟迟响起。当时，讲台上的音乐教师并不是一位女性，他叫沈心工，是中国近现代启蒙音乐教育的先驱，被李叔同称为“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”。 而随着这堂课的琴声悄然兴起的，就是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启蒙音乐运动----学堂乐歌。
中国最早的一首学堂歌曲，叫做《男儿第一志气高》，作者就是沈心工，他因此获得了“学堂乐歌之父”的美称。今天知道这首歌的人已经不多，然而它当年风行全国，历数十年不衰，恐怕远胜今天的流行音乐榜单第一名。这首歌由日本歌曲《手戏》加工改编而成，旋律很简单，歌词也明白如话：
“男儿第一志气高，年纪不妨小；哥哥弟弟手相招，来做兵队操。兵官拿着指挥刀，小兵放枪炮；龙旗一面飘飘，铜鼓咚咚咚咚敲。……”
不难想象，一百年前的课堂里，小学生们是怎样睁大了新奇的双眼，用稚嫩的童音一字一句地学唱这首朴素活泼的儿歌。就是这么一首儿歌，揭开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序幕。
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，几十年间，学堂乐歌的新作层出不穷。当时的音乐家和文人对学堂乐歌怀有极大兴趣，纷纷投入乐歌的创作、改编和译介，一首歌传唱既广，便有作者填入新词，同一支曲调往往可以编出多首歌曲，题材广泛，内容各异。这些曲调大多取自日本和欧美的民歌、学校歌曲及器乐曲，旋律优美动听，不仅丰富了学堂乐歌的音乐语言，也为近现代西方音乐引入中国开启了第一扇门。
无论倚声填词，或就原词译配，当时的乐歌都不乏佳构，隽永清新又通俗晓畅的词作俯拾即是。如沈心工的《采莲》，系据日本学校歌曲《花开》填词，全词五段，录一、四段如下：
五月六月天，清早开船去采莲，一摇摇到黄天荡，两岸平平多水田。水面白漫漫，半是莲花半是烟。
一事要商量，个个看花喜久长，莲蓬将结花休采，莲蕊将开采不妨。红要绿依傍，还采玲珑叶几张。
鉴湖女侠秋瑾也曾用日本曲调填作乐歌《勉女权》，词曰：
我辈爱自由，勉励自由一杯酒。男女平权天赋就，岂甘居人后。愿奋然自拔，一洗从前羞耻垢。若安坐同俦，恢复江山劳素手。
词曲配合，琅琅上口，想见当日歌者的英气勃然。
译作之佳者，可举刘半农所译《夏天最后的玫瑰》。首段词为：
长夏发玫瑰，至今只剩汝。汝境绝凄凉，四顾罕旧侣。旧花无复存，新花不再吐。长叹无和者，往事向谁语？
这首爱尔兰民谣由于被用进歌剧《玛尔塔》而风行世界，相信不少人都能哼唱。今天我们所唱的都是后人的白话译词：“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，还在孤独地开放。所有她可爱的伴侣，都已凋谢死亡……” 然而回头看来，刘半农的译词音韵和美，且与原曲节奏配合融洽，也算得别具一格。
纯由中国作曲家原创的乐歌为数不多，但也可圈可点。李叔同自制词曲的《春游》，词曲俱工整秀雅，不仅当时，即在今日的合唱曲目中也堪称典范：
春风吹面薄于纱，春人装束淡于画。游春人在画中行，万花飞舞春人下。
梨花淡白菜花黄，柳花委地芥花香。莺啼陌上人归去，花外疏钟送夕阳。
这些旧日的学堂乐歌，于今口耳之间多已失传，有关音像资料留存也十分有限。幸得钱仁康先生这本《学堂乐歌考源》，用392首乐歌的声谱与源流考辨，为我们复原了一百年前音乐课的课堂图景。钱先生抱着“为学堂乐歌正本清源”的目的，将这些乐歌的作者一一查证，又考辨歌调的来龙去脉，进而追溯原曲的创作与流变过程。须知道，乐歌的来源包罗古今中外，这考源工作不啻大海捞针，钱先生积十数年之功，得稿113篇，辑成此书，从学术角度说是考释著作，在普通读者的视野里，则堪称一本近现代中外乐歌博览。倘能视唱简单的五线谱，持卷在手，按谱寻声，让旧日的音符在眼前一一复活，的确别饶趣味。
音乐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延续的集体记忆。事实上，兴盛一时的学堂乐歌并未在历史中完全隐退。时至今日，大多数中国人对《满江红》和《苏武牧羊》的旋律依旧耳熟能详，李叔同的三部小合唱《春游》也仍然是各合唱团保留的训练曲目。一些经久传唱的乐歌，又被作曲家取为素材，谱成种种体裁的器乐、声乐曲，何占豪的《临安遗恨》即是著名一例。至于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，更是脍炙人口，自问世至今，传唱不衰。这首根据日本歌曲《旅愁》（原曲作者为美国作曲家奥特威）填词的骊歌，似乎格外贴合中国人的情感与审美，堪谓和韵而胜原唱。电影《城南旧事》里，小英子和同学们在音乐课上，随着老师的风琴齐声唱起的正是这首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” 词清丽，曲宛转，往复回环间，唤起的画面也蒙着微微泛黄的颜色：那是中国现代音乐的童年，也是我们自己的童年。
